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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轰炸:大十字之殇 ——德昌祥和贵阳抗战史

发布时间:2019-12-19 | 浏览:5328

1926年起,从湖南等地开始有大量鸦片贩运进入贵州,德昌祥人不愿开展毒品业务,却因为鸦片经济受到冲击,而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转做细料药和加工膏剂丸散,由于策略正确,由此攒下一笔钱。
 
1935年,德昌祥用这笔钱在繁华的贵阳大十字街口开设了德昌祥参茸燕号,成为当时的标志性建筑。参茸燕号修好的第二年,吴鼎昌出任贵州省长,他上任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烟毒重灾区贵州开展禁毒运动。但作为精明商人的他,怎么会放过这个绝佳的赚钱机会,他一面在各地禁绝鸦片业务以此压低鸦片价格,一面大肆收购贵阳的鸦片并囤积起来,等待时机高价抛售。这一大批鸦片,都被集中存放在当时的贵阳达德学校中,并在日后引起了另一场悲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
 
1937年底,全国陷入抗战泥沼,国民政府退守陪都重庆,控制范围向内陆收缩,大量华东和华北居民因此逃难进入川黔滇桂地区。
 
贵阳作为省城,自然接纳了更多同胞,而大量人口的涌入也为贵阳带来了剧变。
 
首先是一大批科学文化界人士的进驻:郭沫若、茅盾、巴金、闻一多……,一批院校和学术协会在贵阳建立起来,成为解放后贵阳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点;接着是交通地位的跃升,从偏僻山城变成后方交通枢纽,前线后方的人员和物资都会从此处经过;最后是战时经济的活跃,大量人口带来了巨大的物质需求,对衣食和医药的需求促使贵州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1938年,凭着外来人口带来的额外药品需求,德昌祥药号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为了进一步满足巨大的需求缺口,德昌祥第二代经营者刘绍先和杨竹屏于贵阳九华宫建立了德昌祥制药厂,用现代工业化技术替代传统手工制药,成为贵州第一家制药厂。而这一年在中国其他地区还先后发生了如下事件:
 
南京沦陷,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震惊了世界;
 
国民党无力阻止日军南下,只好掘开郑州的黄河渡口,花园口决堤导致数十万人丧生;
 
汪精卫逃出重庆,并公开投敌叛国;
 
已被占领的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山县正乡被任命为日本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关于为什么要提到他,后面会讲到。
 

山县正乡

可以说,贵阳地区的短暂繁荣,映射的是中国其他沦陷地区的水深火热,而这一点,也被日本侵略者看在眼里,并策划着将贵阳变成下一片火海。
 
1938年的时候作为大后方,贵阳自然是不用担心地面入侵的,但随着日机对重要目标及重庆的空袭,国民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贵阳的防空问题。2月,贵州省政府在保安处防空科的基础上成立了贵州省防空司令部。7月,其下又成立了贵州省防空司令部第六监视队,监视站设立在栖霞岭山顶,并布设了两座防空炮,负责监控敌机来袭动向,而这个地方对于今天的贵阳人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名字:东山。8月,举行了两次全市防空演习,政府公告市民自力修筑防空洞,省政府迁至东门外的扶风山大吉洞。

贵州省防空司令部第六监视队章证

写有“栖霞胜境”的牌坊


如此声势浩大的准备,贵阳在“二·四”轰炸时本不应该如此惨淡,奈何没有资金支持也无具体指导,贵阳的防空工程到这一年底仍然是片空白。
 

次年,1939年2月1日至3日,贵阳市再次举行防空演习,拉响警报后,市民们沿指定路线分片区前往郊区疏散,家中有防空洞的家庭,立即进入防空洞躲避。演习中,每个市民都在积极配合,心里却从未相信自己会真的成为空袭目标。殊不知,一个邪恶的计划早已孕育,其策划者正是前面提到的:山县正乡。日本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的机场修筑在广西北海涠洲岛上,距离贵阳800多公里,18架轰炸机在次日凌晨从这里起飞,趁着夜色直奔贵阳而来。



曾是日军机场的北海涠洲岛

4日中午,全城再度响起防空警报,市民误认为又是演习,迟疑犹豫。此时18架满载炸弹的日机已经飞抵贵阳上空,瞄准城中心投弹,投下燃烧弹和爆弹共计129枚,当时最为繁华的大十字首当其冲,被炸得支离破碎,修建在大十字中心路口的德昌祥南号店铺“参茸燕号”存有大量易燃药材,亦被轰炸点燃。当时贵阳城中建筑皆是木制构造,火势起一家,往往很快蔓延到整条街道。从大十字到铜像台,贵阳最繁华的商业区陷入火海之中,整个城区的七分之一都毁于一旦。
 

已成废墟的大十字


一片狼藉的中山西路

铜像台一地,正是今日为贵阳人熟知的喷水池,当时因立有贵州首任省长周西成铜像而得名,解放后由于该地藏污纳垢鱼龙混杂,成为重点改造地区,遂拆除已经发黑的铜像,修建了一座喷水池,并成为贵阳的市中心至今。
 
贵阳之所以会在这次轰炸中损失惨重,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是贵阳的防空配置薄弱,仅有的两台防空炮未能对日机造成有效打击。贵阳市区也没有修筑足够容量的防空洞。
 
另一方面,前一天刚刚经历防空演习,市民思想麻痹大意,误认为只是又一次演习而疏于防范。
 
以及,城中大火蔓延后,贵阳仅有的3辆消防车只有两辆在城中,还均被吴鼎昌下令不出警,并占用了附近的消防设施,只为保障他在达德学校储存的鸦片能安全无虞,因此控制火势的方法只剩下拆除受灾的临近房屋以隔绝火焰。
 

两位贵州省长:吴鼎昌(左)、周西成(右)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尚有一丝挽救希望的德昌祥南号参茸燕号也在这次浩劫中化为灰烬。“二·四”轰炸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是贵阳建城以来从未遭受过的浩劫。据1939年2月10日《新华日报》报道:这次空袭,全市被炸毁街巷42条,房屋1334栋,受灾人数6247人,全市四分之三的店铺在大火中化为瓦砾,全城断垣残壁,一片狼藉。省警察局消防队因救火死伤150多人,防护团伤亡105人。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截止2月9日,全市死亡人数528人,重伤735人,财产损失达2500万元。
 
所幸德昌祥人没有被彻底击垮,而是重整旗鼓,于6年后在废墟原址上建设新药房,主营成药,并在这期间积极参与后方的抗日运动。日军本想靠轰炸劝降,却没想到贵州人经此危机,警醒了民族存亡的意识,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抗日爱国情怀,超过50万贵州人自愿参军,去到了抗战的第一线。在德昌祥新药房落成的同年,日本战败,中国最终获得了艰难的胜利。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德昌祥的兴衰和伤痛,也正是贵州的兴衰和伤痛。德昌祥人明白,个体必然紧密的依附于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因此时刻都要心怀社会责任,谨记只有国家安定,个人才有立足和发展的余地。